寫作能拒絕個性嗎？

　　寫作離不開個性，這似乎是一個無須爭論的真理。但眼下的實際情況是，太多的口號式、意識形態化了的字眼與詞語充斥著學生的作文本、考試卷。這使“個性化”這一說法本身倒成了反傳統的革命性顛覆了。豈不知，寫作失去了“個性”，何談寫作？連寫作的根基都動搖了，何談新方法的形成？因此，高中階段所謂“個性化寫作”的嘗試，與其說旨在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倒不如說著眼點在誘發、培養學生的個性化認識上。形式、技巧可以模仿，可以借鑒，可以學習，但學生個人主體性的確立卻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過程。

　　作文訓練并不完全屬于技術性操作的范疇，就其本質而言，作文訓練其實是一種思維訓練。思維對于寫作者而言，并不是傳統寫作理論所認同的那樣，只是構思文章的意識前提。那種已被很多教師奉為圭臬的“想得好就能寫得好”的觀點令人頗為懷疑。本文所謂的思維，首先是一種認知習慣意義上的觀照。

　　在學生個性化的寫作實踐中，存在一個有普遍規律性的習慣：他們總是熱衷于顛覆傳統的寫作習慣、甚至思維習慣，以片段式的內心獨白，通過自己瑰麗的想象在文章中建構起一系列充滿象征與隱喻意義的意象群。與此相應，在結構上，他們并不著意去追求傳統文章中那種相對封閉的渾圓結構，而是更樂于借鑒現代詩歌技法中的圓周句式。可以說，這一形式的選擇，很適宜將作者的精神世界與文章的語言形式統一起來。而在文章語言藝術效果的追求上，清麗素雅、不事刻意雕琢的文風通常是個性化寫作者的最愛。

　　另一方面，個性化寫作的價值顛覆性意義還在于作者在文章中對現實的荒謬性的普遍揭示。他們更像一個個冷峻而嚴肅的記錄者，忠實而又辛勤地用自己的文字為自己身處的城市中一切荒誕的宿命“立此存照”。在我們的人性越來越物化的今天，對很多事，我們有了太多的不置可否。而身處都市成人游戲旋渦中的這些感情敏感而又脆弱的少年們，似乎并無意于對這種生存困境作太多形而上的悲憫，他們或許只愿將這種不置可否形象地悸動于自己的文字之中。于是，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得意，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宣泄，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竊喜，有人又在自己的文字中愴然。但更多的個性化寫作者則已經把自己的文字變成了一種信仰、一種堅持、一種守望。

　　其實，作為教育者，我們并沒有必要一定要評價、澄清這種守望的明確意義。畢竟，對于一個蕓蕓眾生中的普通人而言，當他開始揚棄此岸世界的世俗快樂，而選擇彼岸精神世界的靈魂救贖歷程時，這一切同時也構成了他自身道德評價的開始。我們在學生的個性化習作中通常可以感覺到他們對商業文明的強烈厭惡與鄙視，這正是這種道德救贖感在文本中的再現。從這一意義上講，學生個性化寫作對話語敘事方式與謀篇策略的顛覆性選擇與其說是一種形式上的標新立異，毋寧說是一種與作者精神旨趣同構著的創作預謀——在自己的文字形式中追述失落于時尚中的歷史的背影。作為教師，在傳統教育理念的影響下常常容易忽視的，正是學生在個性化寫作中對固有價值形式的一種質疑。長久以來，作為對學生寫作有直接影響的語文教師，我們過于黏滯于誘導學生對時代“共名”（社會普遍心理對一個時代宏大敘事的共同選擇）的認同和接受，而常常有意無意地試圖使學生疏離對自我個性“無名”（相對于主流的一種自覺的邊緣化取向）的體認。于是，學生的作文經常被我們簡單而粗暴地貼上“積極”或“消極”的標簽。而在這一過程之中，整個學校的教育、管理、評價體系都是與之相適應的。問題是，思想一旦被集裝，個性一旦被泯滅，那么被層層剝離的軀殼就只剩下一種價值的選擇：對現行秩序的無條件認同。

　　其實，歸根到底，我們所呼喚的學生寫作觀念的變革最終都可以落實為——我們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勇氣去容忍、寬容甚至接受學生對社會價值本身認識的多元化。在個性化寫作實踐中，教師或許不必成為學生寫作的領路人，卻一定要爭取成為為學生以多種方式前進而廓清道路的注視者、傾聽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教師寬和而善意的矚目與諦聽也許更勝過滔滔不絕地大談寫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