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不能因為害怕腐敗而拒絕高考改革

　　圍繞深化高考改革，公眾最為關心的是保障教育公平，中央領導關注的也是這一問題。近年來，高校腐敗案件頻發，尤其是發生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招生腐敗案件，極大地挫傷了公眾對高招改革的信心。從現實出發，高考制度改革不急于擴大高校招生錄取的自主權是有道理的。

　　眾所周知，高校出現招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設滯后，沒有建立一個能夠取信于民、透明、公開、社會參與監督的招生錄取制度。盡管教育主管部門對于嚴格考試紀律三令五申，對“陽光招生”提出很多要求；但是，僅有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和內部監督是遠遠不夠的。

　　多年來，幾乎沒有一起高考舞弊和招生腐敗案件是教育系統自己發現揭露的，都是輿論監督的結果。高校就像一個被越俎代庖、嬌寵慣了的長不大的兒童，出了問題也往往被“大家長”博大的“父愛”所“包容”化解。于是，深化招生錄取制度改革就陷入了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怪圈：在政府獨大、高校缺乏自主權的情況下，不放權高校永遠不會形成自主、自律的能力；而如果實行招考分離，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權力就有可能被缺乏責任感和自律精神的“兒童”濫用，就會有風險。對腐敗的擔心，成為高校放權改革的實際困擾，使實質性的改革難以邁步。

　　深化改革就意味著攻堅克難、啃“硬骨頭”，我們不能因為擔心腐敗而拒絕改革。要突破改革和公平的困境，需要建立新的方法論，這就是“以改革促進改革”的新思維：通過改革高校招生錄取制度，促進高校落實自主權的改革。這就是說，制度建設在先，只有建立了具有公信力的招生錄取制度之后，才對高校放權。另一個概念是試點先行。高校數量眾多，治理能力參差不齊，因此，必須從很小的范圍開始試點，例如，根據自愿的原則，確定首批5~10所高校試點建立新的招生錄取制度。這樣，在培育新制度生長點的同時，將改革的風險降至最低。

　　這一新的高校招生錄取制度的要點，是校內同樣要“去行政化”，學校成立以教授為主的招生委員會作為招生錄取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制定《招生章程》，建立程序公正、信息公開、社會參與監督、能夠問責、具有公信力的招生錄取制度。校招生辦轉變職能，變為一個支持和服務機構。招生和錄取工作具體由教師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組負責。招生錄取過程應當有社會人士和家長代表參加。

　　日前，21世紀教育研究院開展的網絡調查，反映了公眾對高校招生自主保障措施的一些訴求。公眾關注最多的首先是“實行信息公開，增加公開力度(如公開考生各項評價指標的得分、城鄉背景等)”，占82.6%；“加重違規懲罰”占60.9%；“引入家長、社會人士等監督招生錄取過程”占55.2%，“引入專業機構監督評價招生公平”占46.0%，“組成以教師為主的委員會負責招生”占21.6%。這一具體制度的建設，高校可在實踐中探索完善，可以各具特色，相互競爭。

　　香港地區的高校由于制度健全，沒有腐敗之憂，已經在內地實行自主招生錄取；大陸的一些新大學如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紐約大學等也獲得授權，實行結合高考成績、高中成績、面試成績，所謂“三位一體”的綜合評價和自主招生。當然，招生錄取制度改革需要獲得更高層面的法制的支持。在這次調查中，超過九成的網友期待從快制定《教育考試法》，保障教育公平、考試公正，保障高校依法自主招生，改變懲治考試舞弊和招生腐敗無法可依的落后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