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落榜后終上大學 我與財政學結下不解之緣

　　原標題：我與財政學結下不解之緣

　　改革開放四十年，對我來說，前十年遇到了求學的好機會，后三十年遇到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難得機遇。

　　1978年當代中國歷史上“改革開放”的元年。四十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對我來說，1978年也是命運發生重要轉變的一年。那一年，我初中畢業，恰好遇到第一次縣高中重點班招生的機會。通過考試，我和其他三位同學被錄取了。

　　兩次落榜，終上大學

　　我們這個重點班是理科班，配備了全校最好的語文、數學、英語、物理等科目的老師。班級同學來自附近幾個鄉鎮的初中。

　　那時候，高中和初中的學制都是兩年，因此，我在高中畢業那年，也就是1980年，參加了第一次高考。由于我的成績不是很好，班主任建議我報考中專。但上大學是我的目標，我堅定地報考了大學。

　　考試那幾天，天氣異常炎熱，沒有風扇，更沒有空調，但考場里放有大冰塊。考完回想，發現了很多不該答錯的題目，很擔心自己能不能考上。結果成績出來，我考了369分。沒幾天，體檢分數線公布了，365分。我欣喜若狂，去參加了高考體檢，又填寫了高考志愿。由于我的分數較低，所以能選擇的學校不多，記得當時的第一志愿是景德鎮陶瓷學院。

　　遺憾的是，1980年江蘇省的理科高考錄取分數是370分，我以一分之差落榜。

　　第二年，我復讀了一年，但又以幾分之差落榜。兩次高考落榜，對我的打擊不小。但我還是不死心。雖然父母并未責備我，也沒阻止我繼續報考，但萬一第三年也考不上，該怎么辦？我內心有一個聲音，最多考5次，如果不行，就徹底放棄。

　　那年暑假，一位在復旦大學讀法律專業的遠親長輩來我家玩，了解到我的情況后，建議我改考文科。他舉例說，高考就像攀爬珠穆朗瑪峰，無論從北坡還是從南坡，只要登頂都是成功。我聽從了他的建議，作為插班生與應屆高中文科班一起參加了1982年的高考。那一年，我填報了家鄉的江蘇師范學院，就是現在的蘇州大學。事實上，我是蘇州大學的首屆學生，因為蘇州大學就是在1982年更名的。

　　在填寫高考志愿時，我自己選擇了“財政”作為我的專業，從此，我與財政結下了不解之緣。當初，我對財政完全沒有概念，只知道應該是需要計算的，而我的數學一直不錯。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老師和父親，他們都沒反對。在經歷了兩次落榜后，我終于如愿以償地上了大學。

　　繼續深造，結緣財政

　　雖然大學生活極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但同時也讓我感覺到知識的無邊無際。學校的專業教學內容和水平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欲，在大二時，我就萌生了考研究生的想法。那時候，大學生就被喻為天之驕子，研究生更是少而又少。在大三、大四時，學校請來了幾位上海財經大學的教授來講授專業課程，我有機會了解到該校的一些情況。再通過一位同時在上財讀書的中學同學，我了解了上財研究生的招收情況，決定報考上財的研究生。

　　這次很幸運，1986年，我順利地被上海財經大學錄取為財政學碩士研究生。兩年半后順利畢業，并留校任教，開啟了財政稅收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如今，我已經在上海財經大學從教近30年，不知不覺已步入老教師的行列。

　　改革開放四十年，對我來說，前十年遇到了求學的好機會，后三十年遇到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難得機遇。

　　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成長為一名高校的專業教授，從偏僻的山村來到了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過上了小時候根本無法想象的生活。這一切的變化，固然有個人的努力和家人、朋友、老師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大政策和大環境。

　　沒有這個大政策和大環境，再努力的個人也不能有這么好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僅是國家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也是國家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

　　朱為群（上海財經大學圖書館館長、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稅收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