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孔子形象

　　后世稱頌孔子為大成至圣，并非空穴來風。其實稱孔子為“圣人”，在春秋時代業已開始，只是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對圣人的理解有異，故其稱呼也不同。

　　“圣”之本義與“耳聰”相近，當為聽覺靈敏，后引申為聰明，后由聰明進一步發展為“圣智”。在此意義上，“圣人”也就成為智慧的象征。

　　在《尚書》、《詩經》、《左傳》、《國語》、《逸周書》等早期典籍中，“圣”和“圣人”出現頻率頗高，說明崇圣已經成為一種潛隱心理，滲透到周代的文化中。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形下，圣人超出了原初意義，與政治文化聯系起來。分析《左傳》與《國語》中所提到的圣和圣人，就會發現他們毫不例外地指向歷史上圣帝明王及其輔佐者，其之所以成為圣人，與其出眾之智慧、杰出的治國之才能和創設制度之能力密切相關。

　　但是，春秋時代，伴隨著知識的積累、文明的進步和理性的提高，人們對圣人的理解和認識不再拘泥于傳統觀念，呈現出多種可能性。一方面，原初意義上的圣人觀念依然流行，如《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時人視多知的臧武仲為圣人;另一方面，德位一體的圣人觀念亦占據著人們的心靈。《墨子·公孟》篇中，公孟子以“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的孔子為圣人。公孟子的思想反映出孔門乃至于當時普通知識人之圣人觀念，以及他們視孔子為圣人的思想。

　　盡管如此，孔子本人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圣人，說：“圣與仁，則吾豈敢?”顯然，孔子是不認同時人視多聞、多知、多能者為圣人的。在《論語》中，孔子最崇拜的人物是堯、舜、禹、周文王等。讓天下于賢能是孔子再三贊嘆的至德。以天為則，不言而治，無為而化，“居北辰而眾星拱之”的理想政治，也是孔子衷心希望的。孔子在這些偉大的歷史人物身上發現了這些常人所難具備的美德，所以認為他們就是圣人。由此看出，孔子之圣人其實和其仁學思想緊密聯系。

　　合而觀之，“既仁且智”方是孔子的圣人觀。而子貢正是在此意義上認為孔子是圣人。蓋孔門之教，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求學者利人及物，這就是仁道。孔子教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博施于民而濟眾”的仁道的生動寫照。在子貢看來，孔子已優入圣域了。以教化作為自己后半生的人生寄托，以之來完成前圣未能完成的事業，這正是孔子一生最主要的價值所在。

　　其實，孔子被時人視為圣人，還與其出身相關。在世人看來，孔子具備成為圣人的先天條件。這也反映了早期中國文化有關圣人觀念的另一面。那就是圣人，既然為社會上之少數，不可多見，其出身、血統自然是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在春秋時代，孔子就已經被人稱為圣人。時人對孔子的尊崇，既是對其卓越智慧的禮贊，也是對其高尚德性的敬仰。就此而言，春秋時人稱孔子為圣人意味著在三代傳統之外發現了新的文化起點，而此起點，誠如北宋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中國文化永恒之象征。